总台记者观察丨预算问题分歧明显 德国内部矛盾升级

低價位也有高品質 在那樣的市場之中，優衣庫搶得先機，早早將多數消費者一秒不多想就能馬上掏錢下手的一千九百日圓價格設定為目標價位。

主管機關應及早評估兩岸三地資本市場交互影響下可能產生的衝擊，並提出有效的因應措施。而且第一季季報不須查核中國子公司，因此各公司沒有股票停牌的問題。

面對不可知的疫情變化，股市投資人對於手中持股的會否停牌，要預先評估，並做好心理準備。就資本市場而言，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 一、SRAS初期並未引起重大關注，等到了高峰期，假設以和平醫院4月24日封院作為參考，各上市上櫃公司2002年年度財報早已簽核審閱完畢，股東會也陸續召開中。料敵從嚴，主管機關宜有最壞的心理準備，以防疫般的嚴肅心態，面對資本市場未來幾個月的挑戰。《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明訂，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是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重要原則。不少人將這次武漢肺炎與2003年的SARS作比較。

台灣資本市場是外資全球資產配置的重要一環，一旦2019年財報因故無法如期公告，也將連帶影響投資台灣資本市場的國際企業自身完成財報的時間。上海證交所已率先公布，在上交所掛牌的公司，2019年財將統一延至4月底公告。碩士畢業之後我因緣際會地，一股腦地投入了樂生療養院反迫遷的運動，2004-2007年間，在這個被台灣進步價值給遺忘的台北盆地邊緣，許多捲進了樂生反迫遷運動的劇場藝術朋友，開始實驗某種社會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 practice）的可能性。

文：謝一誼 我大約是在2003至2004年間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在泉州海邊的惠安小鎮，已經緊沿著海岸線的小漁村，進行了我碩士論文的田野工作。帶著對於性別實踐的研究興趣，二十幾歲的我興致勃勃地前往這個在中國大傳統文化理論上帶有顛覆性的田野地。壞細胞，好細胞，作戰的，武裝的身體，抵抗外來破壞者的身體。然而，就在同時，中國政府自身對於境內隔離政策的粗暴執行，縣市封閉管理，家戶大門封條，限制行動的政策，也在一陣恐慌之下，重新強化各地鄉界與省界。

這個網絡裡的朋友們，身上盡是一個又一個相似的故事，訴說著2000年間，東亞城市急速擴張裡的壓縮，迫遷，移動中的生命。身上的石灰，肉眼可見

在台灣，對於病，痛，都市發展與歷史的困難叢結，體現在樂生療養院的病患者，經過了日殖民，國民政府遷台，戒嚴，解嚴，仍然要面對隔離體制所衍伸出的社會汙名，迫遷現實。身上的石灰，肉眼可見。壞細胞，好細胞，作戰的，武裝的身體，抵抗外來破壞者的身體。即便說街上還是充斥著繽紛的「惠安女」服飾，但同時女孩們也騎著250cc摩托車，魚貫地進入三班制的工廠，我對惠東的文化想像，被這些迎面湧上的極速工廠化村落景象給打亂。

我原本對於惠東性別實踐的另類想像，很快的就被滿路準備去工廠切磨的女工，給取代。一直到今天，我的腦海裡還可以馬上出現這個惠東的街景：16、17歲就進入打石廠的女孩朋友們，或是中年，仍身穿傳統惠安女服飾的大姐們，每個人身上都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石灰。在這諸多隔離與防堵措施的背後，被拋下的是病者的社會生活，精神健康，以及隔離衍伸出來的污名問題。這些疾病的歷史與文化隱喻，影響了我們怎麼概念化「傳染」這個現象的態度。

每天早上打開電腦，看到疫情相關的新聞，我的幽靈手臂，都再次隱隱作痛。全球對於隔離政治的共識，似乎只取決於發動者的不同：誰防堵誰，誰被誰防堵的問題罷了。

帶著對於性別實踐的研究興趣，二十幾歲的我興致勃勃地前往這個在中國大傳統文化理論上帶有顛覆性的田野地。惠安在女性勞動的村落地方傳統上，很快的就擠身東亞各項打石，磨石工業的佼佼者，以大量並低廉的價格，供應給日本，台灣，東南亞等地的花園大理石，墓園，廟宇，大理石製品的廣大市場。

我們要怎麼去想像隨著2019新型冠狀肺炎，整個被隔離的武漢省區，所面對的極端國際歧視，以及社會與文化困境呢？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急速發展，近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強烈地抗議國際社會，對於中國遊客所發出的旅遊限制。輾轉飛機大巴小巴到達小漁村，迎面而來的，整個漁村的狀態，卻是被各式各樣大小型的大理石磨製場給取代。那些吸進去肺裡的灰呢？ 大約就是從這個震撼教育開始，我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興趣，從2004年間，就轉向了執著於「市場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方向。在經典人類學的脈絡中，惠安是華南歷史人類學一個重要的案例，當地的婚姻和性別分工，是中國本地文化人類學的討論重點。此間，對病者，或可能病者的圍堵政策，再再地與國際社會的防堵隔離政策，如出一徹。防疫如戰場？ 紐約大學人類學系的醫療人類學家Emily Martin，在其經典之作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1994）中，爬梳了美國自1940年開始，從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到愛滋病，種種「防疫」政策當中，所引入的「戰爭」意象。

文：謝一誼 我大約是在2003至2004年間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在泉州海邊的惠安小鎮，已經緊沿著海岸線的小漁村，進行了我碩士論文的田野工作。碩士畢業之後我因緣際會地，一股腦地投入了樂生療養院反迫遷的運動，2004-2007年間，在這個被台灣進步價值給遺忘的台北盆地邊緣，許多捲進了樂生反迫遷運動的劇場藝術朋友，開始實驗某種社會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 practice）的可能性。

論者間，反對防堵與隔離政策的言論，更多出自於某種經濟考量，也就是擔憂旅遊禁令將對經濟成長帶來影響。這個網絡裡的朋友們，身上盡是一個又一個相似的故事，訴說著2000年間，東亞城市急速擴張裡的壓縮，迫遷，移動中的生命。

我也一腳踩進去由櫻井大造導演為捲軸展開的東亞帳篷劇場網絡，其間佈滿了台北，東京，北京的底層藝術工作者，社會運動者，工人，木匠，年輕建築師，編輯。原本應該是湛藍色的頭巾，卻像是身處於粉彩畫裡一樣，被滿天蔓延的石灰，給沾惹成粉藍色。

「市場化」是一個單一的故事嘛？要怎麼面對市場化成為社會共識，這樣的集體情緒？社會化造成的資本不均值（uneven-ness），貧富差距，那些隨著打石業富起來的惠東人，街上的BMW轎車，和徒步推著堆滿碎石塊小推車的惠安女，這此間種種的衝突與矛盾，可以透過民族誌來描寫，分析，討論嘛？人類學家怎麼回到田野的第一線，掌握現象的第一性，然後穿越這些表面的，往往互相矛盾的，極度複雜的現象，提出具有高度歷史穿透性的分析？在小地方做田野的人類學家，怎麼回應全球政治經濟的大格局變化？ 帶著或許過多的問題，我離開了惠東的田野。然而，就在同時，中國政府自身對於境內隔離政策的粗暴執行，縣市封閉管理，家戶大門封條，限制行動的政策，也在一陣恐慌之下，重新強化各地鄉界與省界惟暫行條例其本質上是限時立法，必定有施行期間之限制，且只能作為因應單一事件之法令依據。本文以為，單純因為居家隔離太無聊而四處趴趴走者，當然應予嚴懲或逕行令其進入特定處所強制隔離。

如此一來，將可備未來可能的不時之需，以免必須動輒制定暫行條例之繁瑣立法事務。就此，勞動部之宣導資料中僅有「因不可歸責於勞工，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強迫勞工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之說明，但對於工資給付則避而不論，交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

此時，吾人要如何期待其會完全依據疫管署之要求，在無收入之情況下守法地居家隔離14天，待確認未感染後再正常工作？ 更何況，目前政府並未比照當年SARS期間之作法，實施對於居家隔離者提供送餐之服務，故而被隔離者若無家屬可以照應其一日三餐，可能必須求助UberEats、Foodpanda等外送服務，這又是一筆不小的支出。至於非因職業原因感染者為普通傷病，應依照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但是，對於因經濟壓力而可能冒險選擇繼續工作而不依規定居家隔離之勞工，政府應及時提供必要之經濟補助使其安心居家隔離，以免因此造成防疫漏洞。不論是14天無法工作甚至於被迫放無薪假，對於一般受僱勞工必然帶來不小的影響，因此，當各界紛紛將關注焦點集中於要如何防止疫情繼續擴大之同時，吾人亦有必要嚴肅面對上述問題所造成之結果及可能的因應之道。

很多人是在為買不到口罩而慌亂（雖然他／她們實際上可能不需要天天載口罩），但是，有部分民眾因為有中港澳旅遊史或確診病患接觸史而須居家檢疫（隔離），此時若其為一般的受僱者，就會面臨至少14天無法正常工作之直接影響。再者，勞工居家隔離或檢疫與非自願離職都具有因不可歸責勞工事由以致其無法正常工作之性質，因此由就業保險來支付此部分補助金亦可謂合乎就保制度之基本趣旨。具體而言，本文建議政府可於已著手研擬制定之因應武漢肺炎暫行條例草案中，增加就不可歸責於勞雇雙方事由致勞工須無薪居家隔離或檢疫者，給予其原領工資60%之補助以減少損失。但是，對於一日不工作即可能斷炊之人而言，確保自己或家人一天三餐都有著落的具體需求，要比防疫此種抽象且可能事不關己之事務來得重要，亦是人之常情。

雖然幾乎人人都可能受到此疫情之影響，惟程度輕重有別。因此之故，在國內已於2月16日出現第一例武漢肺炎死亡病例之際，繼續非難不依照規定居家隔離或檢疫者已無助解決問題，而必須思考更有實效性之作為。

若原領工資認定不易者，則以勞保投保薪資之60%作為補助金額。確診感染部分在法令適用上尚無重大疑義，居家隔離或檢疫而無法工作部分，則可能出現法律適用與現實相衝突之情事。

故而，長遠之計係於就業保險法中增訂相關規定，亦即，若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因政府規定必須執行居家隔離或檢疫，以致無工資收入時，得比照失業給付之規定請領補助。因此之故，一位收入有限且儲蓄不多之普通勞工極可能在多方思考後，作出隱瞞需要居家隔離或檢疫事實而繼續工作之「理性決定」（因為對其個人而言，這才是最合乎理性的決定）。